南风

                    （金正日，图片来源： http://www.zhoushan.cn）

    朝鲜这样一个神秘的地方，稍有风吹草动，总是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随着金正日病危乃至死亡的传言日盛，有关朝鲜的话题再度升温。人们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朝鲜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对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说它是一个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有人说它是我们的友好邻邦，有人说它是反对美帝的有骨气的国家，有人说它是一个独裁专制、封闭保守的国度，也有人说，朝鲜在本质上是一个世袭王朝统治的封建社会。我则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提出一个新观点：朝鲜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宗教有几个重要的特征。一是有一个被崇拜的至高无上的神，这个神，在基督教中，是上帝；在佛教中，是释迦牟尼；在伊斯兰教中，则是真主。在朝鲜，这个被崇拜的神就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在朝鲜，有关金氏父子的雕塑、画像、标语在广场、公园、政府机关乃至普通居民的家中，都随处可见。有人说，朝鲜的民众甚至被教导，家中失火要首先保护领袖的画像。这个传言我没有考证，但“金太阳”无疑是朝鲜人民心目中的神。所不同的是，三大宗教中的神都不是活人，只有朝鲜的神是活人，把活人当神看的宗教更可怕。某某功就是把活人当神看，所以它是个邪教。要把活人当神看，你就必须拿出一些“神迹”作证据，中国古代的皇帝出生前，一般都是他的母后梦见一条龙缠身或者钻入腹中，出生时则是紫气满屋等等，朝鲜人民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日出生时，则是天上出现两道彩虹。金氏父子作为优秀的领导者，除了媒体和教科书上所记载的那些超出常人的非凡能力和高贵的品质以外，还有神一般的魅力。真是佩服！

    宗教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有一个被信徒认可的教义。这个教义，体现在三大宗教中，就是《圣经》、佛经以及《古兰经》中的基本精神。那么朝鲜的这种宗教，其教义除了从前苏联舶来的共产原教旨主义（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用以指社会主义思潮当中的极端派别，在性质上有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味道），就是金日成创立的所谓“主体思想”，还有父子二人有关的“教导”、“语录”等等，有些教义已经以法律的形式被固化，成为朝鲜人的一言一行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宗教的第三个特征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一种终极的东西。比如基督教告诉你，信上帝死了升天堂，不信上帝死了下地狱，这就是对未来的一种许诺或者恐吓。在朝鲜，跟着金氏父子干，就可以迈进共产主义的美好世界，这个天堂可以在人间实现，不需要在来世实现，不跟着金氏父子，那就不是来世下地狱，这个地狱也是在现世实现的。事实上，现在的朝鲜，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没有多少自由，如果不能说是人间地狱，说是人间监狱一点也不为过。

    宗教的第四个特征，是有一套制度，一套仪式。比如天主教有教皇、主教、教堂等等，佛教有大大小小的寺庙，以及一套清规戒律。朝鲜这个国家，已经确立了以金氏王朝为核心的严密的统治体系，以及一整套为金氏父子歌功颂德的仪式，虽然还没有到“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忠字歌”那个地步，但包括像“阿里郎”这样的大型团体表演项目，都深深的烙上了一种潜意识中的忠于金家王朝的思想。朝鲜的某个运动员，在北京奥运拿到奖牌后感谢金正日将军也是她对领袖的发自内心的感激，不像是装出来的。

    金氏家族的统治，实际上就是一个渗透着共产原教旨主义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很多人开玩笑的说，朝鲜人民都很瘦，只有几个胖子，过去的金日成是胖子，现在的金正日以及金正日的儿子金正男也是胖子，减肥药除了卖给金家，在朝鲜其它地方估计没有什么市场。还有人说，金正日的后宫美女众多，并存在着一个专门为他服务，让他开心的“欢乐组”。有人很认真的说：你有什么证据？你看见了金正日的后宫妃子们？你有视频？这些不过是“敌对势力”的污蔑和造谣而已。事实上，有些过于夸大的谣言我也不相信。但我相信的是，朝鲜的那样一种制度，足矣让金正日干他想干的任何事，金正日实际上干了还是没干那些传说中的事并不重要，可怕的是存在着那样一种让他想干啥就干啥的制度。

   朝鲜人民心目中的神快要归天了，有人说，朝鲜人民到时候一定会鼓掌庆贺。我说，错了，到时候朝鲜人民一定会哭得一塌糊涂，而且不是装出来的哭。不信，等着瞧。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教徒不对教主的去世而悲痛欲绝，除非他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这种改变，并非金正日一死就会立即实现的。

    左图：金正日年轻时代。来源：http://www.cn0546.com

    中图：金正日与家人。来源：http://www.tianjindaily.com.cn

    右图：金正日和军方领导人在一起。来源：http://www.022net.com

本文摘自《历史不忍细看》，来源于凤凰网

    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人口灭杀事件，都是战争造成的。古代中国的战争非常频繁，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达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战国时的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2万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130万之多。此外，秦人战死的数字还没有计入。 战国末中国人口2000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坠落地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后，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几乎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下面是历史记载的14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灭杀事件:

 1.秦末农民战争

    从公元前205到公元前195年西汉建国初，共历10年。秦朝末年全国有2000多万人口，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都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也就是说，大城市的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50多年（前140-前87），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剩下2100万，损失率达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三国鏖战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诗人描述为“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后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16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南北朝混战

    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原人口的1％-2％。

    后赵地盘很小，皇帝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名姬妾宫女。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岳父杀掉，灭绝了皇族。皇帝石虎，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达3000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万。而朝廷的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前燕进围邺城，后赵的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5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带都被拉断，但仍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登基33天的儿子，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83天后，又被另一个儿子杀掉。103天后，一名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屠杀胡人20万，总共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北朝的北齐，辖有2000万人口，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刘宋辖有469万人口，到南陈灭亡时只剩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隋朝役民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杨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00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

    隋末至唐初，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人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2万人，减到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8年。唐朝皇帝为夺回江山，竟乞求匈奴、回纥帮忙收复洛阳，应允其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8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至200万户，3/4的人惨死于变乱之中，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全国有5292万人口，到760年，全国人口仅余1699万。损失率68%。

  9.黄巢起义及唐末之乱

    当时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占长安，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城内百姓都向着官军，“巢怒，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唐末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8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

   唐武宗（841年-846年在位）时，全国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年-960年在位）进，仅余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金、元灭两宋

   宋宣和三年（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人口仅剩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杀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灭西夏，屠八十余万人。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忽必烈屠杀了中国1800万人，中国北方地区有90%的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大军屠杀前，估计有1300万—2000万人，屠杀后竟然仅剩下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军队的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纪录，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5年版。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如果杀死蒙古人要偿命，杀回回罚银80两，杀汉人则只需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娶新媳妇，头一夜一定要让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也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11.元末混战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他们把人肉叫做“想肉”，意谓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

    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出身微贱，生性残暴。他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却忘恩负义。朱元璋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式微的蒙古人。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达10万之多。朱元璋在位30年，杀人20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可谓冷酷残暴到了极点。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将其肋骨砍成小块煮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

    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楦草”，就是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历史上的皇帝很少用这种酷刑，只有土匪、流寇和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初的几个皇帝竟都乐此不疲。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明朝竟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须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惩治官僚，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能自拔，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用了46名妃妾、宫女殉葬。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在皇帝与诸王中流行。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几十万人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曾一次枉杀1.4万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孺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孺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方孝孺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一个女子一日一夜要受20余名男子的凌辱。有被摧残致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3000人之多。明成祖死亡（1424年）的当天，30多名宫女都被饷之于庭，吃完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动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将其吊死。据说，这样殉葬比活埋要痛快得多。

 12.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战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一名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名大顺军兵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人，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10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张献忠的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弁。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唤数十只狗下殿，群狗嗅到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眯眯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为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在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13年后（1659年），县里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记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人基本被杀光。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数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没有一人敢反抗，甚至没有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清军在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人。1649年，清军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暴乱，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的屠杀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胆敢反抗的居民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100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只留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满清入关后，对明代朱姓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次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70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

 （1796-1805）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全国人口为3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全国人口为2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1亿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抗击清政府从16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400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20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2亿两，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4.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6年中，不过牺牲4000余人。然而1856年的内讧，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又在天京大开杀戒，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惨厉之至。“洪杨之变”最终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整个天京城所余3万多名太平天国将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时有100万人口，到光绪登基时，十几年的时间，南京只剩下不到50万人口。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其中只有4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直到1911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3.4亿人。

    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二十四日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到今年年底，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会有大改观。

　　二十三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会议上表示，未来四个月，中国将专项整治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有八大任务，要达到二十个目标。二十个目标中，有十二个为“百分之百”。如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百分之百取得食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县城以上城市进点屠宰率实现百分之百等。

　　薄熙来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二十个“硬碰硬”的指标，十二个百分之百的概念，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对中国消费者及全球消费者高度负责的一种态度。“虽然标准很高，但是是可以实现的”。

　　他强调，尽管中国出口食品百分之九十九是合格的，但中国政府并不满足于此，因为食品哪怕是百分之一出了问题，也将是灾难性的。

　　薄熙来指出，吴仪在昨日的讲话中提到了“两个链条”、“一个体系”、“一个网络”。“两个链条”是工业品从生产、加工、销售到出口的链条和农产品从地头到市场再到餐桌的链条；“一个体系”，是指完整的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一个网络”，是指监察监督的网络。他认为，这些措施是非常务实、非常科学、非常周密的，编织了一个食品质量安全的天罗地网。

　　他指出，当前，中国全民关注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中央政府更是采取了全面、积极的措施，采用了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各种方式整治食品质量安全。从现在开始到年底，中国各方面将全力以赴，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进行大清理，同时将下决心采取一些非常严厉的，但也是非常有效的措施，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相信这套组合拳打出去后，半年内中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会有很大的提升”。(记者 俞岚)

来源：中国新闻社      来源日期：2007-8-24

改革前：端起碗来吃糠，放下碗来喊毛主席万岁

改革后：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共产党

南风

    2008年6月29日上午10时左右，陕西省政府新闻中心公布了“华南虎”事件的处理结果，沸沸扬扬闹了大半年牵动无数网民的一场闹剧似乎就此收场。然而，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发人深思，一些人的疑问也还在继续，不得不多说几句。

    首先谈一下我的一个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陕西警方给出的结论是照片造假系周正龙一人所为，政府人士并未参与，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一个农民哪里来的那么高的造假水平和那么大的胆子，此事背后应有很深的背景，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协同参与了整个拍虎事件的策划和实施，周只是前台的具体实施者，必须继续深挖幕后真正的造假者。网友的怀疑自有道理，不过，我的看法与大多数网友看法不同：不排除周正龙独自一人拍假照的可能性，不要怀疑一个农民的胆量和水平。胆子大的人多的是，为什么农民就必须是胆小、淳朴、憨厚的？农村的能人也多的是，为何周正龙就必须造假水平低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开个玩笑的说，认为农民一定是水平低胆子小的人可是涉嫌歧视农民的，再者，即便农民果真具有胆小、善良、不懂“高科技”的照相机操作方法、不熟悉“高深”的PS技术之类的群体特征，把一类人的整体统计特征赋予其中的具体个体也是不科学的，所以网友的这个说法也只能是一个可靠度不高的猜想。再说，周造假的水平也并不高，照片一出来，不少网友就指出是假照片，把一张纸老虎摆在草丛中就可以，未必用得着PS，北京也有网友直接用年画虎就拍出了类似周老虎的效果。真的不明白一些人的思维方式，老是用一种思维定势去看问题，一定把农民想象成都是淳朴的、善良的、胆小的、水平不高的、不懂照相技术的，这些人智商远低于周正龙，得换换脑筋了！除了网友的质疑外，很多专家也针对照片的造假发表了具有说服力的意见，之所以后来问题复杂化，并不在于照片本身的造假水平，而在于这张照片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东西。周正龙是直接造假者，我相信地方政府和林业部门未直接参与造假照片，但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起到了比周正龙拍摄纸老虎本身还要恶劣的作用。如果没有背后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一个农民拍了一张假照片是掀不起这么巨大的风浪的。周也就是诈骗了2万元，和那些动辄贪污上千万的官员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更看重的，是幕后的那些东西，是虎照所折射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

    第一个，折射出了地方政府开发旅游资源、追求GDP的急功近利的行为。此行为非陕西镇坪县独然，神州大地，举国上下，哪怕只要有点山有点水有点“古迹”的地方都在搞“开发”，有的根据史书上或者野史上一句模糊的记载就“考证”出公元多少年某朝某代某名人诞生于该地或者在该地留下足迹或者洒了一泡尿，诸葛亮的出生地一直在争来争去，非出生地的城市则搞了一个诸葛亮出山多少周年的仪式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四川的建川博物馆找不到名人，干脆找了一头据称体现了“抗震救灾精神”的坚强的猪作为一大旅游亮点（也许馆长本人意不在此）。陕西镇坪这个地方也许是旅游不景气（你想，全国都在开发，你不搞个亮点出来，生意能景气吗？毕竟你不是黄山、九寨沟。），当地官员为此苦恼、夜不能寐，便打起了华南虎的主意，贴出了“谁找到华南虎的线索，奖励二万元”的告示。周正龙智商高，胆子大（老周生不逢时，否则这智商是考清华北大的料），及时拍出了华南虎的照片，于是乎，有关单位如获至宝，根本来不及认真鉴定或者不愿意鉴定，就匆匆发布了发现华南虎的新闻，震动天下。矗立在陕西镇坪县街头的巨幅广告牌：“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1）就是该地官员力挺华南虎真实动机的最好说明（今年4月初，该广告已被悄然撤换）。为了GDP不顾一切，说明的不仅是官员的素质问题，更是反映了我们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选拔制度存在着重大的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时候并不能过多的去责怪搞对策的那些人，恰恰应该责怪的是，政策的传导体系和把那样的人选拔出来的选拔体系。

    第二个，折射出了政府公信力的严重缺失。政府机构早已失去了公信力，“非典”、“粮仓”等事件造假已有先例，这个事件更是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一张照片，在不加仔细核实的情况下，就匆匆对社会发布，让全国人民折腾了大半年，连国外的李昌钰和《科学》杂志都跟进了此事。为何假照一出，老百姓首先怀疑的是幕后黑手，即林业厅和镇平县政府在造假，而不是周正龙造假？甚至还有人同情周正龙，认为周只不过是被有关单位利用的马前卒？这说明了什么？难道不值得政府深思吗？这次查处了周正龙、关克、朱巨龙等人，虽是亡羊补牢之举，但希望能挽回一点失去的东西，并从中吸取教训。对官员的处罚轻了些，希望能重新做出处罚的决定。

    第三个，折射出了政府部门办事草率、急功近利、不遵循科学民主决策原则的工作作风。据关克说：“……周正龙到西安之后，地方一家报纸也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林业厅就很着急，急着召开新闻发布会，专业人员没有核查现场没有做鉴定……。”^（2）若关克此话为真，这已经是渎职行为，林业厅的厅长和其他责任人必须去职，光免掉一个副厅长是不行的。陕西的林业厅如此，其它地方的政府机构又好到哪里去？一个点反映的是一个面的问题！

    第四个，是政府部门遇事不作为、明哲保身、相互推诿的衙门作风。虎照出来以后，没有一家官方机构愿意出面鉴定。12月3日，来自六个方面的鉴定报告和专家意见汇总认为虎照为假。同日，陕西省林业厅发表声明，未就照片鉴定做出回应。 12月4日，国家林业局称，华南虎照片中的老虎是真是假，是否是活体，都难以评估该地区野生华南虎的生存状况，国家林业局不会“越位”鉴定华南虎照片的真伪^（3），云云。国家机关长期不作为，只是广大网友和一些民间机构在努力，后来，在各方压力下，林业部门才委托专业机构对照片进行鉴定，拖了大半年，才有了对此事的处理结果。一张照片折射出来的问题，仍然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政府官员选拔的机制问题、监督和制衡机制的问题、问责机制问题。这些部门，推一下、动一下，甚至推了也不动，行政不作为，是因为缺少来自群众的压力，不是说群众没有力量，而是说群众的压力不能直接有效的传导至他头顶上的乌纱帽。除非到了民怨沸腾引起高层的重视民意才会起到实效。原因很简单，当官的乌纱不是百姓给的。这种情况不改变，后果是严重的。这里引用关克博客上的一句话（他也是引了别人的）：“这次虎照事件的不断升级、扩大，难道主要不就是因为政府方面对网民和媒体的质疑、追问一再沉默或者回避吗？……”，“官员的普遍特点，遇到事情互相推诿、逃避责任是官场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如果……以后有事需要负责的时候，谁还敢迎难而上，谁还敢公开表达个人的观点？谁还敢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4）

    一张“华南虎”照，折射出的是官场的人生百态和这个社会积重难返的问题。这个事件中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广大网友执著的求真精神，最感悲哀的是政府的行为，但“有了个迟来的结果比没有结果还是要好的”（某网友语），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希望政府部门对照这面镜子，多自我反思，多革除弊病，在改革中不断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国人总喜欢把一些现象和“国运”联系在一起，比如四川地震，被《南周》认为是“震出了一个新中国”，“华南虎”出现后，也有人附和“盛世出国虎，虎啸震国威”，结果不但没有震出“国威”，还损害了国格。但愿，“虎啸”这次能唤醒一个沉睡的世界。

引文出处：

（1）http://news.sohu.com/20080629/n257811108.shtml

（2）http://news.sohu.com/20080629/n257811990.shtml

（3）http://news.sohu.com/20080629/n257811108.shtml

（4）http://guanke1964.blog.sohu.com/91422980.html

（图为警方展示年画虎与虎脚印模型，图片来源于：http://news.sohu.com/20080629/n257809938.shtml）

 南风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举国震惊，13亿同胞陷入悲痛当中。这场天灾的背后，人祸难辞。当地建筑物抗震强度不达标、当地地震部门和教育部门事先的地震科普宣传和防灾、逃难的演练工作不到位，是造成大量同胞死亡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不容回避。然而，一些预测大师却在这个时刻跳出来板子乱打，他们不是指责有关部门的腐败，而是把矛头指向地震局在地震预报方面的无能。大师们信誓旦旦的说，他们早就预测了四川的大地震，只是其“研究成果”受到有关部门的打压，无法向公众发布，才酿成巨大的灾祸。大师们四处鸣冤叫屈，博得了很多愤青愤老的同情，一时间名声大噪。

    本人对地震没有什么研究，对大师们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有一点不能明白，特向各位大师请教一二！各位大师，此次地震据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已近10万之众，伤者不计其数，哀鸿遍野，悲惨难以名状。大师或居学术庙堂之高，或隐于乡野声名闻于业内，皆社会贤达之人，岂不闻孟子之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岂不闻佛祖教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你们的心也是肉长的，既然事先得知有这么一场大灾难，又怎能密不外传， 救万民于水火？难道你们就忍心看到废墟下一具具过早结束的生命？难道你们就忍心听到瓦砾堆下一声声痛苦而绝望的呻吟？难道你们就忍心看到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瞬间妻离子散、破碎不堪？难道你们就忍心看到美丽的汶川瞬间面目全非？你们还是中国人吗？你们还有良心吗？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发布预测，甘做事后诸葛亮？

    也许大师们要说，不是不发布，而是受到政府的压制，无法发布。假设这是事实，你们照样没良心！现代社会，科技如此发达，信息传递手段如此之多，政府又岂能挡得住你通过其它渠道发布地震讯息？现在连国家领导人的隐私都能被民间津津乐道，高层人事布局事先几个月就可以被普通百姓掌握，还怕你的地震预测传不开去？大师们在网上发个帖，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信息波及范围呈指数般增长，网管想删帖也没那么快。或者通过手机短信把这一信息发给亲朋好友，再通过他们的转发或者口口相传，也能将这一消息传给汶川一带的老百姓。中国政府信息封锁之严实，我是承认的，但你们为何不事先把这样的“科研成果”发布到国外？中国政府信誉度确实不高，但西方的地震局还是值得相信的。也许你们还要说，非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老百姓不相信，没有用。不要紧，大师们还是有威信的，总有一部分人信，再加上76年唐山地震后，一中学地理教师“预测”地震的事迹在先，来自非正规渠道的声音的可信度又增加了一分，即便大部分民众都不相信你们的预测，哪怕只有少数人信，能多救一点就多救一点，即使是那些将信将疑的群众，平时也会多留个神，总不是坏事。即便所有人都不信，你把预测结果说出来也是尽你的责任，让你的良心无愧，而你们没有这样做，不是残忍又是什么？

    也许你又要说，不经主管部门同意擅自发布地震信息要坐牢。哎，我的大师，数万同胞的性命和你坐几年牢相比，孰轻孰重？当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幸福连命都不要，坐几年牢你就受不了？况且你这个牢也不会白坐，事后预言应验，官方自然会待你如上宾，并发给国家赔偿，若国家不如此，广大的人民群众也会把你们奉为民族英雄，国外的地震科研部门更会高薪聘请你们前去工作。大师们又有何后顾之忧？你们真是太残忍了！竟然为了自己的一点风险置数万民众的性命于不顾！没见过这样没良心的专家！政府也是太弱智了，事先可以钳制大师的口，地震过后却管不住大师乱说话。真弱智无能到极点！

   更弱智的是西方政府。西方政府向来关心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人权。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我们的奥运圣火所到之地，西方社会的抗议者甚重，我相信其中也有善良的动机。但另我不解的是，这次中国政府为了奥运瞒报地震，酿成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对人的生命权的赤裸裸的不负责任，是严重的侵犯人权。一向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西方政府为什么不在地震之后站出来，义正词严的斥责中国政府瞒报地震的行为？这个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其改善人权的契机，为何西方政府没有利用？哎，看来西方人太弱智了，尽管他们国家有不少科学家都拿到了诺贝尔奖，可在政治上却是这么的弱智，令人失望！

    果如大师所言，地震可以预测，而且你们也事先预测到了地震，只能证明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你们的残忍，第二件事，是西方政府的弱智。这两件事，我都是宁可信其无。

南风

    这次西藏3.14事件与奥运圣火在西方的传递所遇到的波折，使无数沉浸在“形势一片大好”和欧洲国家“对华友好”迷梦中的国人惊醒过来：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对我们不友好？原来到21世纪了，“帝国主义”还“亡我之心不死”？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与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宣泄、爆发，一股网络狂潮愤怒的弥漫，似乎要将境内外的不友好人士和藏独分子淹没。就连一向以自由主义甚至以反政府姿态自居的众多国内学者，这次也坚决的站在了维护民族统一、反对国家分裂，维护民族尊严、反对西方政客和媒体肆意辱华的立场上。本人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医的坚决反对者，也是一向挑剔政府的人士，这次同样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但透过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西方政客、媒体乃至国民的不友好声音，我们也应当静下心来深刻的反思：中国到底怎么了？西方到底怎么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这场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藏独势力图谋分裂祖国的立场是一贯的，达赖游走各国，宣扬“大藏区”、“高度自治”的立场也是一贯的，“西藏流亡政府”特别是其激进的外围组织“藏青会”的活动，已经持续几十年了。他们早就高调宣称“08年是藏人最后的机会”，“要搞一点动作”。民众面对3.14事件感到非常突然、非常震惊,是国内长期以来舆论和信息不透明的结果。如果国内的宣传机构对民众的理性多一点信任，多一点信息披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广大的网民，就可以早一点抢占舆论阵地，早一点表达宣扬西藏的进步与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就能减少一点被CNN之类媒体误导的境内外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误解。这一切的发生，有关部门是负有责任的。这里必须再次强调，我们这些老百姓，特别是年轻的80后90后的广大青年，虽然不乏激情，但很理性，很理智，虽然部分人在认识上有偏颇，虽然很多人对政府不满，但在事关社会稳定和谐、国家统一繁荣的底线上，都是能保持一致的。去年厦门发生了反PX游行，有人试图喊出“打倒CPC”的口号，被身边的市民齐声制止，大家自发的维护和平的秩序。这次一些人到家乐福示威，也有为数众多的网民表达了反对抵制的立场。就是那些支持抵制家乐福的，绝大部分人都发出了非暴力、文明、有序的声音。可见，大部分国人是非常理性的。即便那些在网上大肆辱骂的网民，基本上也就是情绪发泄，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个理性人。所以，政府必须高度信任人民，不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进一步做到透明决策，透明发布信息。我想，CCTV多播报一点奥运圣火在国外遭抵制的画面，而不是有意的回避这些镜头、有意片面宣扬世界人民欢呼奥运、对华友好，更能引发民众的冷静思考，更能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不会有丝毫的负面作用。我们做人固然不能太CNN了，但同样也不能太CCTV了！政府信任人民是人民信任政府的前提。我们的人民真的非常爱国、非常理性，值得信任！          

    另一方面，人民在批评政府的同时，适度信任政府，客观评价CPC改革以来在推动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的进步，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姿态。我想任何大骂CPC的人也不会否认他此刻能用着电脑、打着手机、骂着CPC而CPC没有为他所拥有的一切做出任何贡献吧？对政府，该骂的骂，该支持的支持，让政府在骂声中改进，在支持中做事，才是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现任政府比毛时代的政府进步了很多，相信以后的政府会比现任政府更加开放、进步。人民理性对待政府，有助于政府对人民的信任，促进其在舆论管制上进一步放松。政府和民众的交流、对话的渠道要畅通，要通过制度设计得到保障，有了正常的沟通渠道，就不会去追求非正常渠道和非理性的方式。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理性“合谋”，是促进人民团结、应对复杂多变国际局势的重要保障。

    汉族与藏族是兄弟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汉族人民与藏族人民应当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我们应当更多的尊重藏族同胞。确实有少数汉族游客进藏旅游存在着不文明、不理智的行为，也有少数人在拉萨事件发生后拒绝到内地城市藏人开设的餐馆就餐，甚至冷眼相对街头售卖藏族饰品的藏族同胞。在网上，一些网民情绪激动，也说了一些伤害藏族的话。这样的一些行为，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藏独分子和藏族同胞是两个概念，必须尊重他们独特的民族和文化传统。这次闹事的喇嘛那么多，说明中央在藏族地区的宗教政策还存在着问题，必须更灵活一点，更宽容一点。过去，中央对西藏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少努力，西藏的社会进步有目共睹，但藏人可能对精神生活有更多的需求，要多倾听一下他们的想法，以更加灵活务实的政策来处理。比如达赖这个人，我认为他是有着一定的和平、非暴力的思想的，同时在广大教众中间，他是神的化身，一些人保有达赖喇嘛的画像，对他很崇拜。这个人在西方，也一贯以温和、慈祥的民主人权斗士的面目出现，颇受西方政客欢迎。虽然我反对达赖的主张，但将其冠以“披着袈裟的豺狼”之类的头衔，恐伤害部分藏传佛教信众，也容易招致西方政府的反感。最好对达赖的言辞温和一点，对其手下的藏青会言辞激烈一点，他们这个集团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我们要利用这种矛盾，在宣传上讲究策略。达赖本人不一定直接的支持了3.14的暴力。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在宣传上，要非常灵活，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国际上，西方社会基本上采取了支持达赖和藏独势力的立场。其中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以西藏牌、人权牌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其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和政治、经济利益是他们的重要动机，但却不是唯一的动机。这里边，意识形态的差异、价值观的分歧、文化的差异乃至对中国的不了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西方人长期以来科技、经济领先于世界，使其对自己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高度自信，认为全世界的政治制度只能搞一个模式，全世界的价值观应该统一。以自由主义和烂漫自居的法兰西就表现出了一种“拯救世界”的理念。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干涉主义，过去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下一步还准备对伊朗动武，也并非完全为了石油或者经济利益。他们感到自己负有一种责任，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以西方的文明来消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不文明，在他们眼中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在西藏问题上，他们的心理如出一辙。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达赖是自由、民主、人权的捍卫者，是慈祥、包容和温和的佛教领袖，而中共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模式则是“邪恶”的，“不道德”的。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使得西方的政客与媒体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只要嘴里喊着人权的，如达赖，不管是对是错，总是对的；凡是不照抄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如CPC，不管是对是错，总是错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理念蒙蔽了西方媒体的双眼。甚至为了证明其理念的正确性，他们不惜通过歪曲、裁减事实来达到目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价值观偏见是导致西方政客和媒体妖魔化中国政府的主要原因。这样的分歧根深蒂固，非短期可以解决。中国政府应当重视“价值观”这个软实力，看清西方社会日益放弃纯国家利益外交而同时谋求“价值观外交”的现实，通过对外承诺改善人权，对内关注民主、关注民生来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同时在价值观领域加强与世界的对话。“自由”、“民主”、“人权”的核心价值是普世的，但其具体实现机制与实现路径，则有带有国别性与民族性，难以用一个模式去套。中国政府根据现阶段的现实国情，强调“人权”当中的“生存权”、“发展权”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在世界性粮食危机的过程中更让人迫切的感受到这一点。国家的宣传和外事机构应在国际舆论阵地，强调自己对人权的承诺与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以及由于中国国情的原因，必须让国际社会给予足够的耐心给中国的发展提供空间。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人权的改善，绝对是CPC的一件功劳，对这一块的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够。通过对话，通过交流，才可以让我们和国际社会求同存异，才可以让国际社会接受一个逐步发展的中国，通过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比如支持奥运）的方式，来促进中国的进步。一味的打压，效果适得其反。价值观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对立，只有在交流与对话中才能让双方彼此了解、彼此理解，才能使中国朝着更加民主、开放的道路迈进。本来，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是把西方当老师的，都是把西方媒体看作客观公正的代名词，大家都宁愿不相信CCTV，而去相信西方的媒体，而这次西方舆论对中国一味的打压，乃至部分媒体不惜造假歪曲来达到诋毁中国的目的，只能加深中国民众对西方社会的疑忌，只会使西方媒体的公信力降低，民意逆转，本来西方很多好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现在这些好东西也受到了怀疑，这个后果，恐怕是一些西方人士未曾料到的。

    其次，中国民众长期以来由于信息的闭塞和一元化的宣传，也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西方的，似乎西方国家的一切行为都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似乎西方国家的政府全都是“洪水猛兽”。这种观点，其实有失偏颇。西方的行为动机，其实很复杂，我试着将其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种动机，是故意制造麻烦，摸黑中国形象，遏制中国崛起，这一点，国内外的很多媒体都讲了，不再赘述。

    第二种动机，前面重点强调了，那就是，很多西方的政客把某种价值观作为普世标准，用以衡量其它政府的是非对错。符合这个标准的，就认为你是朋友，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就认为你是个威胁。许多西方的百姓，自幼在这种价值观的熏陶下生活，也会以这个标准来看待外部的世界，他们的出发点，并不完全是“恶”的，尽管有时候其行为很伤人。开展中西在人权和价值观领域的对话很有必要。

    第三种动机，作为文化保护组织和环保组织来讲，它在西藏问题上支持达赖，乃是为了保护西藏独有的文化和自然环境，并非出于政治动机。这些人其实是对西藏不了解，不清楚中国政府在西藏宗教文化和环保上所作出的努力，多交往、多沟通，让他们多到西藏走一走，看一看，就能化解其对立的情绪。当然，也有部分人是带着狭隘、自私的心理来要求西藏的文化和环保的。他们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审视西藏，把西藏当作类似于大熊猫那样的珍惜物种来欣赏，自己过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却要求别人远离现代化，保持一种所谓的“原生态”，以满足其猎奇的心理和以现代人眼光来审视“原生态”的落后生活方式而得到的快感，对这样心理畸形的极端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必须进行有理有力的批判！

    第四种动机，一些反全球化组织借反奥运来表达反全球化的主张。这些人不是为了反对奥运本身，而是为了反对全球化。很多旨在促进经济政治联合的国际性会议都受到他们的抵制。奥运会作为全球性的赛事，也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自然会受到他们的重点“关注”。他们的行为不是针对中国，即便其它国家搞奥运传递，也会受到这些人的抗议。对此行为，不必大惊小怪。

    第五种动机，是纯粹为了取乐。对法国人而言，游行示威简直是家常便饭，跟我们唱卡拉OK一样，他们不仅是为了表达某种利益诉求，有时也有人纯粹是为了发泄，为了打发无聊的日子，为了取乐。不必对此过于紧张。法国总统萨科齐的私生活也是他们恶搞的对象。中国人必须对西方文化更多的进行了解，不要对一些现象大惊小怪。还必须指出，我们要知道西方社会的一些经济政治和文化常识。比如法国，以及很多西方国家，中央政府是管不了市政府的，所以巴黎市政府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法国总统也奈何他不得，所以巴黎市政府的行为不代表法国国家的行为。并且，西方是多元化的自由社会，不同的声音并存，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管什么事，都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我们在批判他们对华偏见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其多元化声音的正常表达。

    最后，我们和西方社会的沟通，有多种的渠道，既有政府对政府，也有民间对民间、政府对民间等方式。在这次西藏事件发生后，中国民间的声音特别是海外华人的声音对西方人的震动是巨大的。由于中国政府一贯的信息荫蔽和宣传手段政治化的做法，中国官方的声音在海外没有多少人愿意听。民间的力量是最能让西方社会感受到真实中国的信息。今后，在对外宣传和对话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民间的力量。

   分歧、对立乃至对抗，其实很多来自彼此的偏见和误解。西方社会多了解一点中国，中国多了解一点西方社会，是溶化坚冰，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一剂良药。支持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多沟通多交流，支持中国政府和西方社会对话，支持民间交流合作，支持中央和达赖对话，同样支持奥运！因为奥运会不仅是一个体育盛会，也是一个让双方彼此了解的平台。